第四十四章 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

鉴于国民党军追得紧，红军过了湘江后无法停留，只能继续向西行进。12月2日，在右翼红一军团和左翼红三军团掩护下，中央第一、二纵队由兴安的华江，翻过越城岭的三千界，进入西延（今日之资源县）地域。这一带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大山，国民党军一时半霎不敢贸然进入，因此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休整一两天。……“三人团”和中革军委为红军选择的前进地域，正是彭德怀之前所担心的“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西延（资源县）位于广西的东北角上，为了能早些将红军驱离广西，桂军不停地从侧后对红军进行袭扰。由于连日不停顿的行军作战，红五军团所部极度疲劳，大白天竟然都睡着了！据陈伯钧日记记载：“午后，在通南朝方向担任警戒的所有人员，因连日疲劳过度，都睡着了！结果敌人上来，架好了机关枪还不知道，直到敌人放枪喊杀，才由梦中醒来，稍作抵抗即撤退，以致通南朝关完全失守。不过人员枪支，无甚损失。最后将该团主力增加上去，才与敌人对峙于虎山过去四里路之山地。”（注1）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提高各兵团的战斗力及灵活性，后方机关应缩编。’命令要求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取消兵站，缩编军团医院和卫生队，缩小军团的直属队，充实战斗部队。”（注2）……4日下午十六时三十分，朱德急电各军团及中央纵队：“估计湘敌主力将出城步、通道向我截击和阻击，其一部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将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注4）“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杨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定明五日晚止。”（注5）这条路线，与之前红六军团的几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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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革军委痛苦地意识到，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已无可能西渡湘江与主力会合！遂于5日凌晨五时，电告红三十四师：“你们不应东进而应留在兴安、灌阳间，依据兴安东南之山地并确实取得当地同情我们的瑶民的关系，积极在该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桂敌，借以积极地协助野战军之行动，以后依情况应企图在兴安以南或以北渡河西进，以便与野战军取得经常的协同动作。”（注6）……红三十四师说到做到！在向湘南突围的过程中，由于孤军深入、敌势强大，部队终被打散。1934年12月7日，红三十四师余部二百余人进入道县不久，再次遭到强敌的袭击！其时师长陈树湘腹部受重伤躺在担架上，在被押往县城的途中——行至道县蚣坝镇石马神村附近时，陈树湘忍着剧痛扯开绷带，硬生生地将自己的肠子绞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书写了长征史上极其惨烈的一幕！12月4日晚，为绕开国民党军在在新宁、城步之武岗设置的阻击线，红一、三军团按照军委的命令，推进至西延山脉主峰——越城岭（老山界）脚下。根据时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回忆：“过老山界时，军委命令我们随左边的三军团行动。这时彭德怀给我纵队来电说，明天他们要打仗，……，会有危险的。……，建议二纵队跟一纵队走，由五军团殿后担任警卫。”（注7）……千家寺，是一个坐落在老山界以西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离桂军占据的兴安县可谓近在咫尺——空中直线距离只有五十华里左右。红五军团驻扎在这一带，是为了阻住追敌，以掩护中央纵队翻越老山界。据守兴安的桂军夏威部第四十三师所部，遵循白崇禧事先制定的侧击、尾追的策略，在当地民团带领下前来偷袭红五军团。根据史料记载，桂军所部从司门前沿六洞河经山间小道，直插红十三师侧后位的千家寺。此时的红五军团，正处于最低潮的时刻——由于连日征战甚少得到休息，加上天寒地冻、食不果腹，不要说打仗，就连走路都十分困难。遭到突然袭击的红五军团指挥部一下子被打乱，由于队伍中多为机关及伤病员等，只能一边迎战一边向老山界方向撤退。由于山口被桂军占领，五百多群龙无首的落伍战士及伤病员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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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各部渡过湘江后，翻越老山界的路线。（图片截取自网络）

据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记载：红十三师完成阻击任务后，按次序经竹子水向华江前进，抵达时天已拂晓，又继续向千家寺前进。然而，前来偷袭的桂敌人已逼近离千家寺约十华里处的黄隘(离千家寺十里)，红三十八团及红三十九团通塘坊边的道路均被敌截断。由于情况不明各部又未能取得联络，陈伯钧率令红三十九团和一部落伍人员以及红五师十五团之一营，改道经水埠塘进至塘坊边追上了大部队。据黄克诚回忆：“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已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注8）“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注9）据说，彭总在评论民国时期地方军阀部队曾说过：“滇军黔军一只羊，湘军就是一匹狼，广西猴子是桂军，凶如老虎恶如狼。”这就是为何彭德怀提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禾塘会议”上，提出的尽量不要从广西过湘江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长征途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建议，李德在其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叙的：“因此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朱德、周恩来和博古同意我的建议，朱德作为会议主席，他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注10）……红五军团离开千家寺之后，一路经东田、水埠塘、雷公岩、老山界、大坳和源头来到唐洞。虽然这段路程只有八十余华里，但其中三十华里又是向上攀爬，整整走了两个夜晚及一个白天。由于人困马乏，加上沿途吃不上饭，7日晨下到山脚后，不得不休息数小时后，方继续行进至唐洞宿营。可当晚得悉红八军团失守老山界天险，红五军团命令红三十九团立刻占据源头一带，以掩护全军的安全转移。12月8日晚二十一时，中革军委下达继续西进的命令：“'一军团又钳制城步追敌，消灭沿途团队，以迅速占领通道的任务’；'三军团主力用控制在寨纳塘、三百冲、马蹄街地域，监视与钳制龙胜之敌’；军委第一纵队进至杨湾。”（注12）9日晚，令红一军团进占通道，并向绥宁、靖县警戒；红九军团进至临江口、木路口之间；红三军团主力进至白岩、平寨、石村地域，向长安堡及其以西通往黎平的道路侦察、警戒；军委第一纵队进至龙坪，第二纵队进至广南城；红五、八军团开到昌贝地域。……对于这次会议，不知是没有会议记录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很长时间连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未搞清，遑论其它？！但这被史称为“通道会议”的确是召开了，“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里也未否认：“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注13）那么，到底是谁提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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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夕，毛泽东与警卫员胡长保、陈昌奉、吴吉清合影（图片取自网络）按照李德的说法，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奇葩的建议：“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注14）不言而喻，李德的这个想法不过是想当然而已！蒋介石不是傻子，又掌握全国的政治军事和行政权力，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显然无法成立——所以“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西进，进入贵州内陆。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趁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合。”（注15）……毛泽东的建议虽然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然而博古在李德的影响下拒不接受，依然要坚持执行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博古毕竟大权在握，而且心存幻想，“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又在给红2、6军团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注16）……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队已由出发时七万一千多人，减员至三万来人。随后军委第一、二纵队被合并成为一个纵队，下辖四个整合的梯队，由已从红五军团调回的刘伯承和陈云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原军委教导团撤销——押送运输（辎重）队移交新组成的军委纵队，兵员被分别补入（充实）到各军团——“我就跟随原来的教导一团团长文年生及一个整营的兵力，抽调给（补充）红三军团第五师。”（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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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界（越城岭）（图片取自网络）

这一路虽然只有区区六十五华里，但因连日来不停地行军打仗，部队极度疲劳，落伍的战士有增无减，甚至整班、整排、整连的掉队。这里面固然有各种困难，但根本的原因是士气低落！尤其是红三十四师明摆着是回不来了，致使军团领导郁郁寡欢，下面的指战员们更是怨声载道！到达麻阳塘驻下休息后，连日跟随红五军团行进的红十五团之一营没有停留，进至红三军团驻地归还红五师建制。……如前所述，其时国民党军在黎平至锦屏一线，设置了一道封锁线。可能是来不及调兵遣将，该防线主要由黔军周芳仁旅及当地民团负责防守。从黎平至锦屏的直线距离，超过九十华里，就这么两个兵如何防守？！14日凌晨，得知红军先头部队正在向黎平疾进，外围的民团率先开始逃跑！驻守黎平东北十万坪的国民党军也跟着逃离，据守黎平的敌旅长周芳仁及守军（第七团）和民团总指挥等，随即也弃城逃往岩洞、铜关方向。……时至16日下午十八时，林彪、聂荣臻电报中革军委：“提出'敌主力距我亦较远，而我军本身则甚疲劳且不集结’，建议'我军主力应利用目前机会在黎平西北一带略事休息、整顿于集结’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注18）当日十九时三十分，朱德致电各部首长：“我野战军以继续突破黔敌第二道防线与赶过薛（岳）、周（浑元）两敌之目的”，“一军团主力应进至柳霁东南地域”，“九军团……准备经柳霁以北渡河”。“三军团……四师则前进至黎平城”。“军委纵队前进至黎平城”。“五、八军团进至中潮地域，实行合编与改编”。（注19）……黎平县治位于德凤镇中，其主要街道为翘街，又称东门街——实际为二郎坡和东门街两条街：东起古城垣东门，南至二郎坡荷花塘，全长约一公里有余。之所以被称为“翘街”，盖因其街中间低凹，两头缓缓翘起如一根扁担。史称的“黎平会议”，就是在二郎街一家胡家店铺召开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会议的起止时间及出席人员等都不清楚，甚至会议到底举行了一天还两天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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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旧址（图片取自网络）

可以确定的是，在黎平召开的此次会议肯定为政治局会议，否则通过的不会是《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至于出席会议的人员，依据目前可见的文献史料以及陈云没有出席的史实推断，只有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被文献史料记叙为经历激烈争辩的会议，实际只开了大约半天时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主要基于两点基本事实：……综上所述，可以确定的出席人员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朱德等，对于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和邓发是否出席吃不太准——笔者倾向性认为，二人应该是出席了此次会议。那么，“洋顾问”李德是否出席了此次会议？……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我们可通过时空来确定中央第一、二纵队的活动轨迹，来推断一下。……周恩来之所以发脾气，当然是因为李德的固执己见，坚持要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可笑的是李德多年后非但不思悔改，而且还编造了一通谎话，说什么他提出的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但又被他粗暴地驳回了，他没有提出一个不同的建议。”（注27）那么，李德编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谎言？与毛泽东的建议有何异同？根据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注28）而李德在其回忆里的说法是：“我提议，改变行军方向转向西北，以便绕过省会贵阳（……），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注29）……19日下午十八时，朱德与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下达各部的行动部署：“'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注31）……大概是由于红军走的还是原六军团的老路，下一步究竟是西进贵阳还转道北上湘西，国民党军上层一时判断不清。于是，命令“追剿军”第一兵团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29日推进至锦屏。其“追剿军”第二兵团则由芷江、洪江地区，经晃县（今西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尾追。黔军王家烈部则迅速集中六个团的兵力，沿施秉、黄平地带布防，企图阻止红军西进其老巢——贵阳。注释：注1：见《陈伯钧日记·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1，第165页。注2、4：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35页。注3、17：见《百年潮》，2019年3月号，第87页。注5：见王健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16页。注6：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35、436页。注7：见《红军长征过广西》，第268页。注8：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126页。注9：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127页。注10：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第120、121页。注11：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36页。注12：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36、437页。注13、14：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第124页。注15：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第124、125页。注16：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09页。注18、19：见王健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21页。注20：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43页。注21、27：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第125页。注22、26：见蒋兴黔《李德参加过“黎平会议”吗？》一文，“李德究竟参加过'黎平会议’吗”？”章节，第二自然段。注23：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40、441页。注24：见蒋兴黔《李德参加过“黎平会议”吗？》一文，“周恩来的发言见证了'黎平会议’那段历史”章节，第一自然段。注25：见《贵州文史丛刊》， 1982年03期。注28、30、31：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41页。注29：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第125页。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